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魏晋南北朝时期的“人格分裂”之痛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

从汉代末年开始,社会动荡不安,世事纷争频繁,在接下来三百七十年的时间里,经济、文化的重心开始向南推移。该时期思想学术、文学艺术空间活跃,教育内容、教育形式有重大变革,各地区教育有较大差异且极具特色,构成了一副文化、思想、教育的多彩画卷。

  魏晋南北朝时期,社会剧烈动荡,是“时将大变,世将大革”的时代。晋结束了三国鼎立后,旋即分裂为北方的西晋和南方的东晋,西晋又经历了前秦、北魏、东魏、北齐,东晋则是宋、齐、梁、陈轮番登场。政权的不稳定给黎民百姓带来无尽灾难的同时,更瓦解了汉代以来儒家推崇强调的“正统”与“规范”。“名实相副,德才兼备,表里如一”的儒家完美人格被血淋淋的屠杀和赤裸裸的掠夺彻底打碎,由外及内发生了三重分裂。

首先是名与实的分裂,这是人格的表层分裂。儒家讲求名实相副,名实一致。可魏晋时期“有其名无其实”却是大有市场。他们善于伪装“幽而如明、躁而如静,欲而如让,跛而如正”;他们热衷于名“无而求有,少而求多,迟而求速”,为达目的不择手段,不看过程只看结果。因此出现了推选出来的“秀才”不识字,荐举的“孝子”不养爹,“刚正清廉”的官员藏污纳垢,所谓的“良臣高将”怯懦如鸡。孔子所讲的“不患无位,患所以立”落伍了,时下讲的是“患无位,不患所以立”。求名背后的动因是求利,因为“求”的过程艰辛且付出极大,故而一旦得“名”后,对“利”的攫取变得愈加疯狂和心安理得。什么谋道不谋食,什么忧道不忧贫,什么道不同不足谋,统统靠边站,谁脸皮厚谁吃得开,谁心肠狠谁爬得快。这让读书人傻了眼:社会这是怎么了?社会怎么这样了?你痛苦,你迷茫,你犯犟,你隐居,你骂娘都不顶用,你接受不了你就在那纠结吧。曲意逢迎非所愿且伤面子,洁身自好不可能还饿肚子,进亦忧,退亦忧,是为第一重“分裂”。

其次是性与才的分裂,这是人格的内部分裂。在性与才的问题上,存在着不用的主张。主同者认为性是本质,才是外观,因此这种观点实际上还是名实之争,认为名与实应当一致。主异者则以操行品德释性,以智慧才能释才,一个完美的人格应是两者合一的,所谓贤人就是德、智合一的人才。很显然,这种理想人格的要求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行不通了。为了现实斗争的需要,曹操首先提倡“唯才是举”,曹魏时期主张先才后德的理论占上风。魏后期卢毓提出过“先举性行而后言才”的相反意见。可见才性分裂依旧是悬而未决的大难题。这种选举标准的变化不定及标准本身体现的人格二重分裂,常使求仕的士人们处于惶恐不安之中。

接下来则是第三重分裂,就是性(操行品德)自身的分裂——“忠”与“孝”的分裂。儒家操行品德的核心概念就是忠与孝,所谓“在家为孝子,辅国为忠臣”,如一体之两面,不可分割,由孝出发而到忠,由忠追溯回到孝。而当政者的自身行为恰恰亵渎了儒家这一核心价值理念。汉魏呼喊的是以“孝”治天下的口号,而实际上是靠武力、杀伐获取治权,“忠”是很难说出口的。孔融之于曹操,嵇康之于司马懿实际上是“不忠”,可被杀的理由却是“不孝”的罪名。至此,儒家倡导的完美人格被完全分裂了,所谓的“重实”、“重才”、“重孝”三种纠弊的办法,实质上更加深了人格分裂的不可弥补。

伴随着儒家完美人格的解体,兴起了思想解放的潮流。旧的权威的精神枷锁正在被打破,新的精神体系尚未建立,因此思想界处于一个相对活跃的阶段,表现为清谈风气的形成与扩展。社会功名的无望和儒家完美人格的解体,促使人们返身自求生存的意义和价值,个体渐渐地从外部转向内部,由此逐渐演变成个人与社会的对立,对自身的重视超越了社会价值目标的趋求。“名教”与“自然”的争论是该时期争议的中心课题,当时有两种基本观点,一是以嵇康为代表的“越名教而任自然”的激进派,二是以郭象为代表的“名教即自然”的调和派。前者是彻底的自然主义教育观,后者是以儒家经典为节制的有限自然主义教育观。在文化教育领域出现了玄、佛、儒、道多元并存、相互竞争、逐渐融合的局面。

淄博职业学院稷下研究院 王书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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